古代皇帝第一次见洋妞是什么感觉？公元635年，传教士阿罗本给李世民献上了两个波斯美女。波斯美女身材高挑又丰腴妖娆，还自带狂野气息，加上开放的性格，然而李世民的做法却令人意外。
公元635年，即大唐贞观九年，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教士阿罗本，历经长途跋涉抵达了唐帝国的都城长安。
随他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份特殊的“礼物”——两位由波斯王国精心挑选、进献给唐太宗李世民的绝色女子。
这一事件，在开放恢弘的唐代外交史上，留下了一则耐人寻味的插曲，它不仅关乎异域美色的进献，更深刻地映照出唐太宗在对外交往中所秉持的原则、智慧与谨慎态度。
大唐在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正值“贞观之治”的鼎盛时期。
国家强盛，文化昌明，胸怀四海。
长安城不仅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会，更以其无与伦比的开放气度吸引着万国来朝。
丝绸之路上使臣、商旅、僧侣、学者络绎于途，各种宗教、文化、艺术和商品在此交汇融合。
唐太宗本人对外来文明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与学习精神，他曾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这种“天可汗”的视野与气魄，为外来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
因此，阿罗本以传教者的身份到来，本身就符合唐朝接纳四方来客的国策。
太宗对其礼遇有加，亲自接见，并安排房玄龄等重臣予以接待安置，甚至下诏允许其翻译经书、传播教义，这为后来被称为“景教”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中国立足奠定了基础。
然而，与对待宗教教义的开放态度相比，唐太宗在处理随阿罗本而来的两位波斯美女时，却展现出了迥异的审慎与克制。
根据一些历史笔记和民间传说的记述，这两位女子姿容绝世，具有典型的中亚风貌，在当时的唐人眼中充满异域情调。
波斯王国进献美女，是一种常见的外交示好与笼络手段，意图通过“美人计”来巩固邦谊，甚至可能希望借此影响大唐皇帝的判断。
唐太宗深谙此道。
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深知声色之娱可能对帝王意志与国家政事产生的潜在侵蚀。
历史上因沉溺女色而荒废朝政、受制于人的教训并不鲜见。
因此，他并未如寻常君主般欣然笑纳，将美女纳入后宫，而是采取了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甚至略显奇特的处理方式。
相传，唐太宗下令制造了精美的金丝鸟笼，将两位波斯美女置于其中，犹如观赏珍禽异兽一般，仅供展示，而不与之亲近。
他让包括阿罗本在内的各国使节观赏，以此表明自己对待这份“礼物”的态度：欣赏其稀有与美丽，但保持绝对的清醒与距离。
这一行为，无论其细节在历史中确凿到何种程度，其传达的核心意涵是清晰的。
它是一项强烈的政治声明：大唐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自制力，不会被外邦进献的美色所迷惑，更不会因此而在国家利益和外交决策上做出妥协。
他用一种近乎仪式化的、公开的“隔离”方式，既保全了波斯颜面，未直接拒绝“礼物”导致外交失和，又明确划清了界限，宣示了自己不容他人通过此类方式施加影响的立场。
这一做法无疑出乎波斯与阿罗本的意料。
进献者的初衷可能落空，美人计未能奏效。
面对此情此景，以及笼中人的凄楚，传说中阿罗本最终向太宗陈情，请求将二女带回。
太宗顺水推舟，应允所请，让阿罗本携美人离去。
这个过程，以相对和缓、不失体面的方式，化解了一次潜在的外交试探，也向周遭诸国展示了唐太宗非凡的政治定力和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
它告诉各方，大唐的开放包容是有原则、有底线的，核心的国家利益与帝王的独立判断不容交易。
此事虽小，却堪称唐太宗外交艺术的一个微观缩影。
它生动体现了贞观时期对外政策中“开放”与“节制”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唐朝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欢迎一切友好的文化、宗教与商业交流，长安城内胡商云集，祆教、景教、摩尼教等皆有祠寺，胡乐、胡舞、胡服风靡一时，这种文化自信和包容力是空前绝后的。
另一方面，在涉及政治主导权、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时，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自主性。
他们乐于接受外来的知识、技术和艺术，但坚决维护自身在东亚世界秩序中的中心地位和决策独立性。
唐太宗对待波斯美女的态度，正是这种“乐于交往，慎于被惑”原则的戏剧化体现。
回望这段轶事，其历史真实性或许夹杂了后世的演绎，但它所承载的关于权力、诱惑与定力的隐喻，却穿越时空依然发人深省。
它不仅是关于一位帝王个人品德的故事，更折射出一个强大王朝在其鼎盛时期，如何处理“敞开国门”与“坚守本心”这一永恒命题的深刻智慧。
在长安城那灿烂的国际化图景之下，是唐朝统治阶层清晰的政治理性与深沉的文化自信在起着平衡与引领的作用。
这份自信，使得他们能够欣赏异域之美而不迷失，广纳四方来风而不动摇根基，最终成就了那个令后世无限神往的、既开放博大又坚实深厚的盛唐气象。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景风东扇:唐代中国的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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